走过去,还是等着?

6年前,微寒的北京秋天。在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安排的大学生交流晚宴里,一位来自新山宽柔中学的毕业生说了这么一段话:“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交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马来朋友……”

同样是6年前。冬天的牛津。驻英最高专员署安排了个大学生茶叙。一位拿高教部奖学金的吉隆坡中华中学优秀生,说了这么一段话:“我们各族群间没有太多的互动,都过着自己的生活……”
两位华裔青年,最纯真的表达,也开启了他们人生旅程中,将不断探索与面对的国家族群关系议题。
国家族群关系是否已有改善,还是比以前更紧绷、更缺乏包容和充满张力,各有说辞。
我们庆幸的是今天的马来西亚,已走出了“同化”与“单元主义”的困惑。过去单元文化和单元教育的“政治议程”,已逐步走入历史博物馆,失去了政治正确的光环。尽管如此,我们的族群关系也随着时代的改变,迎来崭新的挑战。
绝大部份的国民向来都生活在单一族群生活舒适空间(comfort zone)里,过着各自的生活,甚至老死不相往来,不曾有一个友族的朋友。
现今的社会国家结构已然不同于建国时的农业社会。国家经济领域趋向多元,从8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,各族群人口也逐年城市化,新住宅区的开发、教育的普及、经济活动与职场所需,各族群必须在同一个生活空间里,有着越来越多越频密的接触、互动与碰撞。
而与此同时,我们亦面对了国家体制与政治生态上三个新局面所带来的潜伏危机。
其一,敦马和安华自80年代伊始积极推行的伊斯兰化政体,已彻底改变了国家体制、政策的拟定与行政措施的实践,并建立了国家庞大的保守化宗教生态;而立竿见影的,正是国家公共空间的宗教自由与包容,呈现明显的萎缩现象。
其二,国家公务员体系的单一族群化,加上无形的职场玻璃天花板(glass ceiling)和玻璃围墙(glass wall)的形成,让许多非土著望之却步。它不仅造成国家行政体系产生了缺乏多元的结构性改变,也衍生了行政系统的各种盲点误区与偏见。非土著族群也大都对原本属于各族群国民的公共行政体系,抱有潜意识的排斥思维。
其三,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,近年来产生了分裂与仇恨性的族群政治。激化的族群政治对国家是项血流不止的政治内耗,对少数族群更是一种“只有输没有赢”的政治斗争死胡同。
而族群政治对抗氛围,也只能加剧族群关系的对立。
“一个马来西亚”的主张曾经给我们带来期待,它不仅仅是各族群相互容忍和包容应有的心态,而是强调学习如何张开双手欣然接受族群间的差异,并赞赏与维护各族群的多元特质,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和共同的国家利益。
遗憾的是,这个共处共存共荣的理念,流于族群各自表述的局面,也随着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,失去了它应获得共同捍卫的决心。
或许这一刻,我们迫切需要的,是在公共领域上制定一个“国民团结关键指标”(unity compliance index),以检测国州市县政府单位的政策法规,是否符合“一个马来西亚”的要旨,拥抱多元。
而你我在各人层面上能身体力行的,或许是仿效上述北京和牛津深造的青年学生们所作的选择。他们选择了主动走过
摘录自  星洲日报 /颜炳寿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