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鹤年的焦虑

在马来西亚,我们如何鉴定一名政治领袖是否为全民领袖?大概有一条简单的标准,那就是他一方面被本身所属族群视为卖族之人,另一方面又受其他族群所景仰。

典型的例子就是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和马华第三任总会长陈修信。
这是从我国首富、人称“糖王”郭鹤年的回忆录中所得到的启发。《郭鹤年回忆录》在香港和新加坡推出,大马则将在12月上架。香港《南华早报》转载了部份内容,本地媒体也跟进报道。
郭鹤年在回忆录中说,国父东姑是爱国、爱民、公正的人,但是却被马来人指控把国家出卖给华人,成了马来人的叛徒。
马华第三任总会长,也是我国第二任财政部长陈修信,也面对类似遭遇。因为一句“铁树开花”,他长期被华教人士挞伐,直到今天在网络上仍然看到批评他为“华社汉奸”的流传文章。但在其他族群眼中,他是一名公正廉洁的政治家,也被誉为最杰出的财政部长。
这也许就是马来西亚从政者的最大困境,若要成为全民领袖,就要有被本身族群标签为“民族叛徒”、“汉奸走狗”、“卖族求荣”的心理准备。
反过来说,那些被本身族群吹捧为民族英雄,却被其他族群视为极端分子的人,也许他们在人格上确实刚正不阿、威武不屈,但他们肯定当不了全民领袖,至多就是“民族英雄”这个称号。
问题是,民族英雄太多,民族英雄也很容易当,而全民领袖太少,要当全民领袖也很难。
郭鹤年赞扬东姑不搞朋党主义,东姑交友广阔,也常常帮助朋友,但从不容许朋党。郭鹤年在回忆录揭露了一段往事:东姑有一名经商的友人面对税务状况,遭税务部调查,寻求东姑帮助。东姑致函时任财政部长陈修信,在信中说:“你知道某人是我的朋友,我并没有要你帮忙,但我肯定你可以原谅他。”
陈修信感到失望,并向副首相依斯迈投诉,但依斯迈笑着读完信件后,丢入垃圾桶,并告诉陈修信,东姑只是尽作为朋友的义务,不必管他。
这段秘辛说明了,东姑个人的高尚品格和道德操守,固然是他不搞朋党的重要原因,但副首相依斯迈和财长陈修信拥有对抗首相私人要求的权威和勇气,是更主要的因素所在。
这是理想的英式内阁制,每个内阁成员地位平等,没有谁比其他人重要,即使是身为行政首脑的首相,在内阁的地位也只是“同侪之间排首位者”(first among equals)。
在马哈迪任相期间,首相权势大幅膨胀,形成内阁乃至党政权力一人独大的局面,破坏了内阁制的理想状态。担任22年首相的他,如今投身在野阵线后却说,领袖在位太久,会导致腐败和裙带关系。
郭鹤年最具有警示性的看法,是他认为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,特别是到了第三任首相胡申翁时代,政府的土著扶弱政策使国家走上了错误的轨道,连胡申翁也无力挽回。
华社观点长期认为,政府政策在1970年代后走向种族主义,大幅向马来人和土著利益倾斜,马来种族主义当道,甚至出现“马来人主权”论述,是马华公会的无能所导致。因为马华的无能和懦弱,而无法在体制内阻止这种趋势。
马来西亚中文舆论,无论是出版物和媒体评论,长期被理想型左派论述所主导,反体制、反当权者的倾向极为明显。郭鹤年是与体制和当权者接近的实业家,其回忆录能提出另一面看法:如果连贵为首相的胡申翁也不能做什么,那么在1969年大选中无法得到华裔支持,政治力量遭大幅削弱的马华,当然是更无从着手。
更重要的是,如果马来人和华人社会都走向极端──马来人不顾国家的发展和进步,只想把所有资源和财富揽为己有,只想在特权中享受舒适生活;华人无视政治现实,只想追求道德上的快感和梦幻中的乌托邦──那么,全民领袖就没有立足之地,民族英雄当道,不断撕裂我们的社会。
这是郭鹤年的焦虑,也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事情。
摘录自  星洲日报 /张以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