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劳问题:谁的错?

外劳泛滥是国家迈向先进国目标的最大绊脚石。说得讥讽点:它是你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据非正式统计,我国有合法外劳220万,非法380万,共计600万。

外劳失控的祸害除了破坏整体社会安宁也打乱一般正规职场秩序。企业方面首当其冲当然是国内万般无奈的中小企业。更加喧宾夺主的是,许多外劳竟非法在一些小行业中“大展宏图”当家做主。 执法者置若罔闻,法纪荡然。
月初,第二财长佐哈里主持明年度预算案咨询会议后,谈及外劳短缺导致营运成本上升的课题。 他说,外劳问题不应只怪政府,业者也须负责,一 味雇佣非法外劳,永远无法迎合工业革命4.0的挑 战。我认为,佐哈里的言论是非参半。他如此轻易 把“死猫”推给雇主确实有欠担当。
严格说来,政府对国家经济欠缺前瞻才是问题根源。想想看,难道雇主不懂聘用非法外劳所承担的风险和后果?但无情的现实是:有头发谁要做癞痢?从宏观角度,政府确实难辞其咎。让我从实道来。
大马独立以还,国家经济从60年代务农模式慢步走向劳工密集工业形态后,就此停滞不前,埋下今天外劳窘境的伏笔。反之,如果政府能先知先觉与时俱进,及时调整步伐,藉以迎合不同阶段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挑战,给予中小企业提供充足免还拨款和奖掖,扶持他们按部就班摆脱对劳动力的依赖:先是机械化(60年代),继而半自动化(80年代),再全自动化(新世纪00年代)。策略性逐步把工人从非技术操作员晋升为技术专才,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同时,在这框架下,政府可以软硬兼施,凡不愿意或无法改革的企业就干脆随他们自生自灭算了。这是企业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,毫不足惜。
佐哈里把解决外劳问题和工业革命4.0挂钩, 显示他对其概念本质的认知有所落差。实际上,工业革命的演化历程是这样的:工业革命1.0始于18世纪。那是个由煤炭能源带动的“机械化”年代;工业革命2.0在19世纪掀起,能源由石油取代煤炭,名为“技术化”年代;工业革命3.0于20世纪开动。这是由手机和电脑科技领航的“人工智能化”年代;如今,斗转星移,接踵而来的就是工业革命4.0。这是革新智慧,以创意取代劳动力的 “数据分享”年代。显而易见,外劳问题和工业革命4.0无从相提并论。佐哈里扯远了!
希望政府撇下好高骛远心态。今后的经济计划策略应该泾渭分明、兵分两路:(1)解决外劳问题:投入资源协助制造业、服务业、农作业等转型,确保合法外劳人数锐减同时把非法外劳驱逐殆尽。简单数学显示,以600万人头计算,如果每人每月把200令吉家用寄汇回国,我国每年的外汇损失则高达144亿令吉,我们怎能掉以轻心?(2) 搭上名副其实的工业革命4.0列车:政府部门摒弃官僚主义、提升设备和工作效率、减少繁文缛节、 塑造亲商环境、杜绝贪腐,虚心务实先在工业革命 3.0上把基础打好,妄想一蹴而就。工业革命4.0的理想容后再作考量,欲速不达反而弄巧反拙。
近年来,许多外国机构(尤其中国)群起把工业革命4.0的先进智能科技流向东盟,而较多机构的大本营则设在马来西亚,确实天赐良机。衷心寄语立法者务必以“天助自助者”自我鞭策。如此契机有如彗星难得一现,如果依然等闲置之,麻木不仁,付出沉重代价的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摘录自  星洲日报 /谢明意